新华财经北京7月31日电 美联储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维持基准利率在4.25%-4.5%区间不变。此次会议中配资导航，理事米歇尔·鲍曼和克里斯托弗·沃勒投下反对票，主张应启动降息以反映通胀受控和劳动力市场可能走弱的前景 。这是自1993年末以来首次出现两名理事对利率决议持反对立场的情况 。
尽管面对来自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降息的压力，以及市场对9月降息的强烈预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依然坚持“数据驱动”立场，强调需要观察关税政策对通胀的影响。反映出美联储在政治压力与经济数据之间寻求平衡的复杂处境，同时也暴露了FOMC内部对通胀持续性、就业市场前景及政策主动性的分歧。
一、经济数据支撑与政策考量
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决策有其经济数据支撑。第二季度美国GDP年化增长率达到了3%，显著超越预期，并扭转了第一季度0.5%的萎缩态势。然而，这一增长主要由净出口贡献，而非内需驱动。净出口对GDP的贡献高达5个百分点，这主要是由于进口激增消退后的统计性反弹造成，而非经济内在动力的增强。私人部门表现疲软，私人国内最终销售仅增长1.2%，为2022年末以来的最低水平，显示出真实需求动能正在逐渐减弱。尽管消费支出增长了2.6%，但根据亚特兰大联储的模型，这一增速已从2.6%下调至2.5%，并且依赖工资增长作为支撑。
在通胀方面，虽然整体通胀数据连续第五个月低于预期，但美联储关注的核心PCE物价指数仍位于2.5%的较高水平，表明通胀压力尚未完全缓解。高盛分析指出，关税直接导致核心PCE通胀上升约18个基点，如果贸易壁垒进一步加剧，通胀影响可能会更加显著。6月CPI数据显示，“超级核心通胀”（即剔除食品、能源和住宅分项）环比上涨0.12%，明显高于前两个月的0.01%和0.07%。值得注意的是，家具价格环比上涨1%，远超总体通胀增速；家电价格环比涨幅更是达到1.9%，显示关税效应正逐步传导至消费端。这些结构性通胀压力使得美联储在考虑降息时更加审慎。
至于就业市场，整体失业率保持在4.1%的低位，劳动力市场状况依然被描述为“稳健”。然而，内部出现了分化迹象：青年失业率上升至5.8%，创下十年来的新高；科技行业因AI替代而减少招聘，企业普遍延迟招聘计划。初请失业金人数四周移动平均值升至23.275万人，为2024年9月以来的最高点；续请失业金人数连续第七周上升至182万人，接近2021年底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些数据暗示劳动力市场可能正处于一个“临界点”，但美联储认为当前的限制性政策并未过度抑制经济活动。
二、两位理事反对票背后的原因
沃勒的反对理由主要基于对劳动力市场的担忧。他在7月17日的演讲中明确指出：“经济仍在增长，但动能已显著放缓，FOMC实现充分就业目标所面临的风险正在上升。” 沃勒认为，当前劳动力市场已处于“边缘状态”，企业招聘普遍放缓、青年失业率攀升至5.8%（十年新高）、科技行业因AI替代而减少岗位等信号，均表明就业市场正在走弱。他强调，这种风险“已足够重大”，足以构成启动降息的理由。
此外，沃勒分析认为，关税对通胀的影响是“一次性”的，仅推高整体价格水平0.75%-1%，且核心PCE通胀已接近2%的目标。同时，工资增长并未加速（时薪同比3.9%低于通胀率），长期通胀预期保持稳定。因此，他主张美联储应“略过关税带来的暂时性扰动”，聚焦于反映基本面的通胀趋势。尽管他的立场与特朗普政府要求大幅降息的诉求高度一致，但他公开表示，其观点“并非出于政治动机”，而是基于经济数据和政策职责的判断。
米歇尔·鲍曼理事的反对理由更侧重于对通胀形势的判断。她在6月23日的讲话中对特朗普政府关于进口关税将显著推高通胀的担忧表示质疑，认为只要通胀压力持续缓解，她支持在7月会议上考虑降息。她表示：“通胀似乎正稳步回归2%的目标水平；核心PCE通胀的潜在趋势可能比当前数据显示的更接近目标。” 她评估认为，贸易政策对通胀的实际影响“微乎其微”，其传导可能存在更大延迟，且程度将小于最初预期。
鲍曼同样关注到经济中的疲软迹象，如私人部门销售仅增长1.2%以及企业招聘计划普遍缩减，因此主张应提前降息以预防经济下行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美联储负责监管事务的副主席，鲍曼还提出了一个独特的监管视角：她警告当前的杠杆率监管框架可能限制银行在规模高达29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市场中的做市和交易活动，从而削弱市场流动性，对经济复苏构成潜在阻碍。这一观点将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监管议题联系起来，凸显了其政策考量的多维度特征。
三、市场预期与9月降息可能性
美联储7月会议后，市场对9月降息的预期显著降温。根据CME“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数据，9月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从会议前的64%降至46%，随后进一步降至45%。这一变化主要归因于鲍威尔强调美联储尚未就9月政策作出决定，并指出需要确认特朗普总统的关税政策不会成为推高通胀的重要因素。
鲍威尔讲话后，美国国债价格应声下跌，美元指数升至5月以来的新高，而标普500指数则有所下滑。长期利率由于政治压力上升了大约0.2个百分点，显示出市场对于政策稳定性的担忧。美元指数的上涨反映了市场对美联储短期内保持独立性的信心，但长期来看，政治压力可能继续影响市场预期。
目前，美联储内部明显分化为三大阵营：一部分成员（如沃勒和鲍曼）认为通胀风险有限且劳动力市场正在走弱，主张立即降息；另一部分成员（如旧金山联储行长玛丽·戴利）希望等待更多数据以评估关税对经济的影响；第三部分成员（如亚特兰大联储行长拉斐尔·博斯蒂克）则更为谨慎，倾向于在看到经济出现明显疲软迹象之前不进行降息。
9月是否降息将取决于接下来两个月的关键经济数据。这些指标包括核心PCE通胀率能否稳定在2.5%以下并呈现下降趋势、失业率是否会超过4.5%、非农就业数据是否连续低于预期以及关税政策对通胀传导效应的强度。如果数据显示通胀回落且劳动力市场疲软，则9月降息的可能性可能回升至50%以上；反之，若通胀反弹或劳动力市场表现强劲，则降息可能会推迟到10月。美国银行经济学家预测，若关税导致通胀上升，美联储可能会将降息时间推迟至10月而非9月。
四、政策走向与杰克逊霍尔会议
此次会议标志着美联储决策机制的重要演变。自1993年以来首次有两名美联储理事在利率决策中表达异议，反映出FOMC内部从“数据依赖”转向更主动的政策预判。尽管这种公开的分歧可能会暂时削弱政策的可信度，但它也促使鲍威尔需要在后续会议中更加精细地调整这些观点间的平衡，避免因意见分歧导致市场的过度波动。
回顾历史，虽然美联储内部存在意见不一的情况并不罕见，但两位理事同时投反对票的情形却极为少见。最近一次出现类似情况是在2024年9月，当时鲍曼提议降息25个基点而非最终决定的50个基点。而上一次两位地区联储行长投票反对FOMC共识则要追溯到2019年10月。
然而，这种分歧不仅揭示了当前美联储内部的复杂局面，还可能对其政策沟通策略造成长远的影响。为了应对沃勒提出的劳动力市场处于“边缘状态”的警告，美联储或许会加强对就业市场前瞻指标的研究分析。此外，针对鲍曼关于现行杠杆率监管方式可能限制银行在美国国债市场活动的观点，美联储也可能考虑相应调整其监管措施。
下一场关键政策信号预计将出现在8月下旬的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年会，届时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发表重要讲话，为未来的货币政策走向提供指引。历史经验表明，杰克逊霍尔会议对美联储决策具有显著影响。例如，在2023年的会议上，鲍威尔强调了“数据依赖”的重要性，使得9月降息的概率从80%骤降至30%；而在2024年，由于缺乏明确的方向指引，市场预期出现了波动。
展望未来，9月16日召开的下次议息会议将成为关键观察窗口。目前市场对美联储能否在届时开启降息周期存在巨大分歧。支持降息的声音主要基于两大考量：一是预防式降息的必要性，防止就业市场突然恶化；二是化解政治博弈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反对者则强调需等待更多实证依据，特别是即将公布的两份就业和通胀报告。
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鲍威尔领导的美联储正经历着近年来最为复杂的决策环境。既要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配资导航，又要抵御政治旋风侵袭；既要守护来之不易的价格稳定成果，又要防范过度紧缩引发的硬着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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